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杀死最多欧洲人的战争，那么，它同样是造成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原因。1945年春天，德国境内有大批外籍劳工。战争结束时，德国还控制着将近800万名强迫劳工，他们来自欧洲各地，被掳掠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里工作。仅仅在德国西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就照料和遣返了超过650万名难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苏联、波兰、法国，此外还有许多人来自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捷克。相当比例的难民是妇女和孩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他战争有许多不同点，其中包括在传统的军事俘虏行动中俘获大量平民。妇女和孩子，与男人一样，被视为战利品。她们都被贬为奴隶，而从罗马帝国以来，蓄奴现象在欧洲已经绝迹多年。
1945年1月2日，比利时格莱兹，一群难民在美军攻下该地后，等待被转移。
德国境内的数百万名德裔难民，让德国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据估计，及至1945年年初，德国境内大约有480万名国内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德国南部和东部，他们都是为了躲避轰炸而逃出城市的；此外还有400万名德裔难民，他们来自第三帝国的东部征服地区，因为惧怕苏联红军追击而逃回国内。再加上将近27.5万名英美战俘，德国境内至少就有高达1700万名难民。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数字，其他历史学家给出的估计数字还要高得多。有研究表明，战争期间的欧洲大陆，总共有超过4000万人被强迫迁徙。
1945年，德国某地，一名16岁的德军被美军俘虏后的反应。
随着敌对状态结束，许多人开始踏上回家的漫漫旅途。1945年4月中旬，英国皇家工兵团的德里克·亨利（Derek Henry）在明登附近开始遇见这样的返乡队伍。
我们曾被告知，留意那些德军散兵的口袋，他们随时可能袭击我们，但幸运的是，在我们眼前走过了数千名德军散兵，以及各国难民，都只是径直向西面走去：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不管怎样，他们就在那儿。有些人三三两两，带着可怜兮兮的家当，东西都垒在脚踏车或者手推车上。有些人聚集成群，挤满客车或者货车。人流远远地看不到尽头。每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来纠缠我们，希望能搞点吃的。
后来，美国情报军官索尔·帕多弗（SaulPadover）说道：“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最后数以百万计的被释放奴隶，走出农场、工厂、矿井，涌上高速公路。”面对这庞大的难民队伍，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见证者的观点和立场。对于与德国人接触不多的帕多弗来说，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人类迁徙”，而且更加证明了德国人的罪恶。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出于可想而知的原因，肯定会为如此众多心怀不满的外国人来到此地而感到不安，这些外国人构成了威胁。一位德国妇女在战后写道：“他们看上去就像野兽，人们会害怕他们。”对于那些应接不暇的军政府军官来说，其职责是确保他们受到控制，他们仅仅是“乌合之众”。他们塞满道路，但道路毁坏严重，根本无法容纳他们，为了不致饿死，他们只能沿路抢劫商店和农舍。在这个国家，行政系统已然崩溃，地方警察或死或囚，藏身之所无从寻觅，食物供应不再充足，他们成为当地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同时成为法治秩序的严重威胁。
但这只是旁观者对他们的观感。对于难民来说，自己只是尽力寻找安全感的普通人而已。那些幸运的人，会被英美法三国的士兵集中到一起，转送到西部的迁徙中心。但在多数情况下，盟军并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照料他们，数十万人实际上只能自生自灭。安杰伊在战争结束时还是个9岁大的孩子，他回忆道：“周围空无一人。”他和母亲以及妹妹曾经在波希米亚的农场里做强迫劳工。战争最后几周，他们被集中运送到苏台德区的城镇卡尔斯巴德（Carlsbad，今捷克共和国的卡罗维发利），驻守此地的德国守卫最终丢下他们逃之夭夭。“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真空地带。那里没有俄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英国人。那里绝对是真空地带。”母亲决定向西进发，进入美军占领区的地界，因为她认为这总比落入苏联军队之手更为安全。他们在德国的土地上走了几个星期，由于美军逐步退回自己的法定占领区，他们竟然几次穿越美军占领区的边界。安杰伊还记得，这是忧心忡忡的日子，甚至比被德国人囚禁的日子更为压抑。
那段日子真的很饿，因为周围空无一物。我们乞讨，我们偷窃，我们无所不为。我们从土里挖土豆……我经常梦见食物。土豆泥搭配着香熏肉，那是美味中的美味。我想不出有什么比那更美妙的了。一大盘金光闪闪、热气腾腾的土豆泥啊！
安杰伊走在难民的洪流中，这道洪流由许多似乎互不相关的独立群体组成。他所属的群体大约有20人，绝大多数是波兰人。他们在路上遇见的当地人，似乎对他们的困境漠不关心。群体里一个男人为安杰伊找到一份牧马人的工作，但一个德国农民咆哮着让他“滚一边去！”还有好几次，他们想讨水喝，但处处碰壁，甚至被当地人放狗驱逐。当地人认为是波兰人发动了战争，造成了德国的种种不幸。考虑到难民遭遇的真正不幸，当地人的无端指责真是让人倍感讽刺。
在为了寻找安全地带而长途跋涉的这个月，安杰伊的所见所闻已经深入脑海。他还记得，当他路过森林中的一处德军野战医院时，看见许多被困此地的缺胳膊少腿的男人，有些人从头到脚都包着绷带，还有些人“浑身恶臭，活活腐烂”。没有人来照顾这些男人，因为所有医护人员都逃命去了。他还记得，当他到达一处波兰战俘营时，尽管营门大开，但营地里的犯人拒绝走出营地，因为他们没有接到离开营地的命令。“他们都是士兵，他们认为总会有人命令他们向何处进发。至于谁下令，至于去哪儿，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彻底没了主见。”他看见成群结队穿着睡衣的犯人，在德国平民的看管下在地里劳作。再后来，他走进一处山谷，看见数千名德军士兵围着篝火，安分守己地席地而坐，只有几个美军宪兵在看管他们。
当安杰伊一行最终通过巴伐利亚霍夫的美军检查站时，他们被带到一栋飘着红旗的建筑物前面。他们一阵恐慌，因为母亲以为自己被送到了苏联营地，直到母亲认出那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红底白字旗时，大家才惊魂甫定。他们终于到达安全地带了。
像安杰伊这样的难民，他们所要克服的危险和困难，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尽管在不满9岁的孩子看来，危险和困难都是懵懵懂懂的，但对于长辈来说，危险和困难却是显而易见的。德鲁姆（Druhm）夫妇都是柏林人，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60多岁了。经历过苏联红军占领期间的混乱局面，他们决定冒险前往易北河对岸女儿的家中，这段路程有90英里。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们的旅程一开始就遇上各种问题，到达柏林郊区后更是麻烦不断。
那里还有小规模战斗。我们还听到枪声，经常被迫停下脚步，直到枪声远去为止。在这种偏远地区，士兵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桥梁经常被毁，道路损毁严重，我们被迫走回头路，寻找其他可能的路径……我们遇到许多让人灰心丧气的意外状况，比如走了好几里路，发现此路不通，然后被迫折返。有一次，我们沿着一条废弃的主要公路向前走着。我们看见一块俄文书写的大告示板，我们继续向前走，但心里有点不踏实。突然，有人朝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看不到任何人，枪声随即响起，子弹在我耳边呼啸而过，甚至擦破了我的衣领。我们意识到自己误入禁地，只好往回走，绕了好几里路，才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
他们沿路所见的破败景象，依稀可见暴力的痕迹，既有战火的摧残，也有苏军的蹂躏。
在树林里，到处散落着沙发、软床、床垫、枕头，这些家具通常开膛破肚、羽毛遍地，甚至连树上都有。树林里还有婴儿车、蜜饯罐，甚至是摩托车、打字机、汽车、马车、肥皂盒，还有从商店里抢来的许多折叠刀和新鞋子……我们还看见死去的马匹，景象恶心、气味难闻……
最后，路上还有其他难民，对于这对年老的德国夫妇来说，这些难民跟苏军士兵一样是个威胁。
二战后欧洲的犹太难民
路上有许多不同国籍的人，与这对德国夫妇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绝大多数是正在回家的强迫劳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拖儿带女，他们只能偷取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如从当地农民那里偷来的马匹和马车，有时候马车后面还牵着奶牛，以及锅碗瓢盆。他们看上去就像野兽……
至少，德鲁姆夫妇还能够敲开当地农民的家门，从同胞那儿请求帮助。这些所谓的“野兽”却无可选择，只能从当地居民那里偷东西。他们不受当地居民欢迎，而且无论如何，在被德军守卫残忍虐待多年以后，他们对德国人已经毫无信任可言。
22岁的波兰女孩玛丽尔卡·奥索夫斯卡（Marilka Ossowska）就是生动的例子。及至1945年4月，她先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了两年之久，最终在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死亡行军途中逃脱。在见识到苏联解放者的残酷无情后，她和其他狱友认为，向美军占领区前进会更为安全。她同样被路上人满为患的景象所震惊。
1945年的德国如同巨大的蚁穴。人人都在迁移。这正是德国东部的景象。那里有逃避俄国人追击的德国人。那里有战俘。那里还有我们，尽管我们人数不多……真的让人难以置信，无数人都在迁移。
玛丽尔卡和两位波兰朋友跟三位法国劳工、两位英国战俘以及一位美国黑人士兵结伴而行。他们一起向穆尔德河进发，这条河流当时是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的防区边界。在路上，他们向德国农民乞讨，有时会恫吓这些德国农民，好让他们交出某些食物。说到吓人，那位黑人士兵大有用场：玛丽尔卡总是让他最后出场，美国黑人正好刺激德国人的种族偏见，他故意把自己脱个精光，把小刀叼在嘴里，跳着原始人的舞蹈。见到此种情形，那些家庭主妇无不吓得大惊失色，手忙脚乱地递上食物篮子，只想把他打发出去。然后，那位黑人士兵就会把衣服穿好，继续赶路。
走到萨克森城镇里萨，大约是从德累斯顿到莱比锡的半路上，玛丽尔卡和两位朋友捉弄了两个苏联士兵，从士兵手上搞来了代步工具。玛丽尔卡和朋友碰到两个呆头呆脑的士兵，正在看守从商店里缴获的数百辆自行车，士兵们很快就被女孩们吸引住了。女孩们说：“噢，你们肯定很寂寞吧！我们能来陪。而且，我们知道哪里能找到杜松子酒！”大喜过望的士兵们给了她们三辆自行车，好让她们去拿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杜松子酒，她们当然也就一去不返了。
经过六天骑行，大家终于到达美军占领下的莱比锡。在莱比锡，妇女们坐上卡车，前往汉诺威附近的诺德海姆营地。从诺德海姆出发，玛丽尔卡搭便车前往意大利，最终辗转到达英国，那时已是1946年年底了。此后15年，她再也没有回过波兰。
在1945年春天，上述几个小故事其实可以重复数十万次，这几个小故事只是欧洲大小道路上混乱景象的速写而已。蜂拥而来的难民，说着二十几种不同的语言，被迫适应这个在长达六年的战争期间历经轰炸、爆破、荒废的交通网络。他们聚集在城市里，但城市已被盟军的空袭彻底摧毁，容纳当地居民尚且不足，遑论收留汹涌而来的难民了。此后六个月里，各行其是的军政府和救济机构，竟然能够把大多数难民集中起来，使他们可得温饱、不致冻馁，帮他们打听离散亲人的下落，然后将他们遣送回国，简直是人间奇迹。
然而，遣返回国的迅速行动并不能抹去业已造成的伤害。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徙，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社会心理。就个人层面而言，人口流徙不仅对于流徙者来说是悲剧，对于留守者同样是悲剧，那些留守在家乡的人，通常经年累月地探问，心爱之人在异国他乡有何遭遇。就群体层面而言，人口流徙同样是场灾难：强征青壮年劳动力，让社区失去了养家糊口的顶梁柱，让社区在饥荒来临时不堪一击。但越是战争时期，人口流徙对于社区的影响就越是显著。这种有条不紊地根除居民中部分人口的做法，为战后更为广泛的人口流徙提供了示范。战争结束后，全欧洲范围内的族群驱逐行动之所以能够付诸实行，正是因为稳定社群世代定居的观念已经被永远摧毁了。欧洲居民不再安土重迁。欧洲人口此时不再稳定，而是富于流动性，如同候鸟迁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