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起源于古埃及？    

古埃及与中国文字，起源都很早，所包含的象形成分也都比较多。在欧洲，曾有不少论作试以古埃及文字与中国汉字相比较。最早这样做的，大约是17世纪德国的耶稣会士祈尔歇。他的有关看法，是在1654年于罗马出版的作品中首次披露的。1667年，他所著《中国图说》出版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这

一问题。他认为，《圣经》所载闪的子孙率埃及人来到中国，传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国人学的并不完全，自己又加上一些创造，结果成为另一种文字系统，就是汉字。

1716年，法国学者尤埃在其《古代商业与航海史》一书里，也提出类似的见解。他主张古埃及与印度互有交通，埃及文明即通过印度传入中国。他从好多方面论证中国和埃及风俗习惯的相似，对两国都使用象形文字尤为强调。另一位法国学者德梅兰的见解也差不多，他自1732年起，写信给在北就的朋友法国耶稣会士巴莱南，其中讲述了他关于古埃及文明传入中国的看法。和尤埃一样，他也强调中、埃古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德梅兰的这些信件，1759年汇辑成书，在巴黎出版。

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德经是著《中国文典》的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的弟子，以《匈奴突厥起源论》、《北狄通史》等著作闻名于世。1758年11月，他作了题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讲演，不仅以汉字的象形和古埃及文字对比，而且提出汉字笔划中包含有字母结构。例如他认为汉字的“父”是由I和D构成的，应当读为Jad或Jod，这就和保存古埃及语成分的哥普特语的Jod（父）一致了。他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同希腊文明一样，是由古埃及人启发的。德经的这种说法，曾受到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等熟悉中国文化的传教士的反对，但由于他极负盛名，观点还是传播开来，以致有些后来的人把祈尔歇到德梅兰的著作都忘记了。

德经以后，作类似的对比尝试的人又有许多。如有读者愿知其详，可看日本后藤末友所著《中国思想西渐法国史》一书的第六篇。实际上，在德经的时候，古埃及的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梁（Francois Champollion）才找到解读的钥匙。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则是在1898年末发现，1899年才鉴定的。仅从这一点看，在十七、十八世纪正确认识这两中古文字的起源，以及其间有没有关系，就是不可能的。

直到很晚的年代，仍有人主张中国的汉字源于埃及，日本的板津七三郎是一个例子。他在19333年出版了一本《埃汉文字同源考》，两年后又出版其《重订及补遗》，对两种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讲中国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载负图书的龙马、灵龟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黄河登陆的证据。其实他不但于古埃及文字所知有限，对中国古文字也没有多少知识，著书时依靠的不过是高田忠周《古籀篇》和《朝阳阁字鉴》、《汉字详解》这样几部书。看板津氏书的绪言，他在1911年初“偶得古铜瓶，朱紫碧绿可掬，而缘边蚀损，锈块硬着。经辛苦剥除底部青锈，见有如同绘画的阴刻原始文字，右转左回，犹难判读。对照《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渐知为商代父辛尊彝铭。因如此动机，感觉考究原始文字的兴味，遂驰思于探索其起源，想到世界文字的同祖一元说”。这件“古铜瓶”见书中图版，其实是汉代的铜钫（方壶），铭文是伪刻。图版“河南发掘兽骨板”，也不是真的甲骨文。由此可知，作者是缺乏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的条件的。

近年，由于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已经为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的新线索。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便初步指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随后，海峡两岸都有学者对这些符号作了研究。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仰韶“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可为这种学说的代表。1977年，唐兰作《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又提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或绘写的符号是文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出现陶器符号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不晚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

1984年到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几座墓葬中，出土了三片刻有符号的龟甲和一件有符号的石器。符号的形状，和商代甲骨文很相似。遗址是相当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要早于公元前五千五百年。这一类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号，例子还有许多。对其性质，学术界正在进行讨论。

古埃及文字的起源问题，近年也有新的突破。198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埃及象形文字的先王朝起源》的书，作者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阿奈特（William S.Arentt）。他根据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到三千年间的一批遗址材料，对古埃及文字起源提出有趣的见解。他认为，古埃及文字的发祥地不在尼尼河三角洲，面在其南方尼罗河河谷地区的上埃及，先王朝时期的遗址大多分布在那里。他特别提到，先王朝时期晚期（约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十一处遗址都集中于上埃及。

先王朝时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其中彩陶占很大比例。很多陶器上有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阿奈特认为，古埃及文字正是从这种符号发展形成的，所以他的书中有一章就题为《彩陶与陶器符号——象形文字的滥觞》。陶器符号往往和纹饰有一定关系，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但陶器符号的特点是用来表示器物属谁所有，是所有关系的标志，这就不再是一种艺术的表现了。

按照阿奈特的看法，古埃及文字最常见的若干表音字，如k，y，p，n，r，h，s，t，以及不少表示天象、地理概念的字，都能在陶器符号间找到其起源。谈到这里，读者不难发现，阿奈特关于古埃及文字起源的学说和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有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双方都认为古文字的起源应上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双方所推溯到的年代也差不多。

其次，都认为陶器以及一些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的前驱。陶器符号有的是图形，有的只是几何形，过去多被理解为艺术性的装饰，或者同语言没有联系的标记，但与较晚的文字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发展脉络。

第三，陶器符号总是在器物的特定部位上，而且一般限于较小的局部，便和只起艺术装饰作用的花纹不一样。中国仰韶文化的符号多在陶缽口沿下，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多在陶尊腹壁外，也不同于普通花纹。

第四，陶器符号常被用来表示所有关系，如器物属于某人或某一家族、氏族所有。有的还可能是制造器物的个人或家族、氏族的标记，这也可说是一种“所有”关系。

由此可见，古埃及文字和中国的汉字虽然是两种独立产生发展，彼此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字系统，但其萌芽与形成的途径还是能够互相比较的。对这两种古文字的起源探讨研究，只要不牵强附会，确有不少值得双方借鉴参考之处。